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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溇港文化史(八)  

2017-04-09 07:34:29|  分类: 吴兴溇港文化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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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桑基鱼塘与桑基圩田

    桑基鱼塘作为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的范,古代精细业、集约农业和综合养殖的模式,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的肯定赞誉。明代张履祥《补农说:”尝于其乡(指吴),见一叟戒诸孙: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鱼取草河,不须资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地亦等,奈何畜不力乎?说:池之土,可以培基。。不泥,每岁起,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见养鱼、育蚕、饲养,喂猪除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外,另个目的是为了获取肥料,降种稻、培桑、栽竹的成本。通过深塘和垒泥筑圩,种桑,桑养蚕,沙、蚕蛹和缫丝废水等可以养鱼,而鱼粪、塘泥又可以培桑,因而在原水网地区形成水陆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离效低耗,且没有废弃物。明清以来,吴兴为代表的湖嘉杭地区和无锡为代表的苏锡常地区,一直是桑基鱼塘的重要基地。     桑鞋鱼塘和桑基圩田,都是港圩田衍生的产物。前者是以桑、鱼、畜(羊)为主,后者则以粮、桑、畜(猪)的有机结合见长,两者依存共生,互为因果,也可互相转让,源于人类对食物、衣着的两大基本需求,历代统治者也有清醒的认识,据《汉书。景帝本纪》记载,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三国时期,吴赤鸟三年(24O),孙权下令“广开农桑之业”。据《元史。食物志》记载.元世祖即位后就下诏:“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五年( 1392),朱元璋诏令天下屯田军卒,除种粮外,必须“人树桑百根“,“以各岁歉”。    1958年,在吴兴钱山漾地址,出土了大量籼、梗稻种子,石犁、竹木器、陶器、网隧、船浆,以及绢片、丝带.丝线等,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采用C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750±100年,这表明吴兴先民在5000年前就巳经掌握蚕丝制成织物和捻成丝线的技术,

   我国的池塘养鱼大约肇始于商周时代。段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多次出现”圊鱼“的字样,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在3600多年前就开始从事池塘养鱼,而太湖流域一带,则始于春秋时期的吴国、越国。据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记载,苏州胥门外15里有“鱼城”,系“越王养鱼处”,明代卢囊《石湖志略古迹》记载胥门外西南5里越来溪,“溪有南北,南溪之西田间,基厚而土细,高可二丈.广倍之,吴王游姑苏筑以养鱼,令渭之鱼城基”。又据《吴越春秋》记载,范蠡在山阴、会稽(绍兴)推行养鱼,他说“畜鱼三千,其利可以千万”,“家累亿金,水畜第一”。越灭吴后,范蠡隐居于五湖之间,先后在吴兴范庄、陶墩、蠡泽、德清蟊山漾及嘉兴、苏州、无锡一带养鱼。范蠡的养鱼经验,由其弟子整理成为《养鱼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池塘养鱼专著,范蠡因此被世人尊崇为”渔圣“、”商圣“、”文财神“,《湖州市水产志》记载,三国时,建业(南京)人杨俊才一家在吴兴菱湖镇查家簖村羊里,从事种桑养鱼,后来逐步形成现今菱湖的大片桑基鱼塘。隋大业十四年(618),菱湖人引进长江中的”四大家鱼”苗,池塘葬殖成功,唐代,吴兴境内的池塘,外荡养鱼技术日郅成熟,至宋代池塘养色盛行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丰富的水、气、光、热资源。作为一种“高耗水农业”,无论稻作生产,还是池塘养鱼,除了需要光照充足、气温适宜外,还需要优良和充沛的淡水资源,而养蚕尤其是缫丝生产,对水质的要求更高,清代高铨《吴兴蚕书》认为,缫丝用水必须“清、软、活”,“清则成丝洁白”,“河水性软,则成丝柔软“,“流水性动.则成丝光润而鲜”,这里的“清”是指水质要清澈,不能浑浊,”软“是指水质要软,不含或少含钙盐和镁盐。“活”是指水要流动。高铨由此得出结论,”山水不如河水,止水不如流水”。

湖州丝绸和蚕桑业,自明代开始就声名远播,出现了“辑里湖丝”和“双林绫绢”等著名品牌。明代《广志绎》说:“天下所共,惟湖以蚕,”清代康熙巡视江南,途经湖州,看到运河两岸一望无垠的桑林,曾在《桑赋》中说:“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湖丝之盛,惟此一区。”鸦片战争以前,清廷限制湖丝出口,乾隆二十七年( 1762)规定:“每艘夷船只准贩运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头蚕湖丝和绌绫缎匹一律禁止出口。”鸦片战争之后,生丝出口数量猛增。1847年,达到22000包。1852午,增至32000包。其中的高档丝绸和生丝,均出产于湖州。因而,湖州地区的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太湖流域和广东珠江流域都是我国淡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早在汉代,珠江三角洲就有种桑养蚕的记载。北宋徽宗年间,顺德、南海县之间曾修筑著名的“桑园围”,围田1800余顷,而池塘养鱼则可追溯到唐代。据近代学者研究,清代以前,珠江三角洲在养鱼、种桑之间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生态链。至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 ),清廷关闭福建漳州、浙江定海和江苏云台山三个港口,严格限制优质湖丝出口后,广州成为生丝的唯一出口港,外贸出口需求和高额利润,大大刺激了广东的蚕桑生产,才在顺德、南海、高鹤等地出现了桑基鱼塘。清同治五年(1866),南海商人阵启元引进国外设备,建成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一家现代化的缫丝厂后,随着缫丝新技术的推广,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一船生丝出,一船白银归”,进一步推动了桑基鱼塘的发展。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生丝出口锐减,价格狂跌.同时,棉花种植业的兴起,对于蚕桑生产造成了很大冲击,因为棉纱比蚕丝坚牢,而且棉花种植较少受病虫害影响,产量比蚕桑业稳定。至1938年,广州出口的生丝,仅为1922年的五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城市化、一业化阶段,外贸经济迅猛发展,劳动力成本上涨,相对而言,种桑养蚕的效益大幅度下降,而且珠江流域水质日趋恶化,土地资源也因城建、交通、企业的大量占用而显得紧张。1995年以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中的桑基已基本消失始尽,取而代之的则是果基、花基,蔗基和菜基。同样,以无锡为代表的苏州、无锡、常州,近代五口通商之后,从湖州地区引进蚕种、桑秧以及蚕桑技术,兴起了养蚕业,但是.1990年之后,蚕桑业也逐渐式微,原因与珠江三角洲相同。只有湖州地区的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在经历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仍然兴盛不衰。例如菱湖镇射中村仍然有桑地1180亩.鱼塘2760亩,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授予综合养殖培训中心。菱湖镇至今仍然有6万亩池塘、15万亩桑地,被农业部命名为水产养殖示范区。

  湖州地区的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之所以长盛不衰,首先取决于政府重视和政策引导,即使在毕绸产品滞销、外贸市场低速时,仍然采取扶桑、保桑歧策,同时,又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注重丝绸生产和产品的转型、升级,努力研制开发一批适销对路的名牌产品,以提高蚕桑业的利用率和附加值,并建立蚕茧风险基金和生态补偿机制,从而使桑基鱼塘、桑基圩田的水利用结构得以保持,蚕桑生产得以延续。其次是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工队伍,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湖州市蚕桑科学研究所和市区水利部门科研人员,为蚕桑和淡水鱼养殖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水利支撑。第三是湖州地区的水质保护良好。水利、环保、农业等部门重视水环境保护,通过“清水入湖”、“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等工程的实施,湖州市管辖的 300平方公里南太湖水域和区域内溪河,水质基本保持国家地面三类水标准,除局部地区河网水质较差外,大多数河段水质良好。第四是经过60多年的圩区水利建设,水利设施更加完善,排、泄、蓄、引、降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具有较好的防灾能力。第五是湖州地区的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通过调节水深,灵活改变圩田.鱼塘和种养殖品种和结构,实现产业链、生态链延伸和上下游产品衔接配套,提高了养鱼、育蚕、优质稻的效益,市场应变能力较强。第六是以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为依托,结合新农村建设,推动乡村旅游,使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荻港、射中村.竹墩、陈邑、移沿山等地己形成乡利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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