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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溇港文化史(十四)  

2017-04-15 06:12:11|  分类: 吴兴溇港文化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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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港风俗文化

   绝无仅有的吴兴港圩田,在太湖南岸孕育了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元代诗人戴表元的诗中写道:“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生活和这块上地上的吴兴先民经历数千年风雨,形成了独特的港风俗文化,生生不自息,代代承传。

  第一节港圩田的文化与美学价值

  太湖南岸港圩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架构了以为经、以塘为纬的运河网络,至明末清初.又发展为粮、桑为主的桑基圩田和粮、桑、鱼、畜有机结合的桑基鱼塘,形成了高效的综合养殖业。不仅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文化、美学价值。概括起来说,港圩田具备惠民农兴市,利运活流、汇才聚镇、润文丽景四大功能。

    L惠农兴市。溇港圩田“水利田”系统,防、蓄、引、排、降等功能完备,水利效益得以充分发挥,通过以桑兴蚕、蚕畜促鱼、养鱼利农,精耕细作和水陆联动,终于将洳湿之地的“下下之田”,成功转化为稳产高产的“息壤”沃土。《资治通鉴》卷一六三载:“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他。”“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匠心独运,将农、桑、鱼、畜生产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环环紧扣、结构稳定的高效、低耗的水陆复合人工生态系统。南宋项世安《圩田)诗云:”港里高圩圩内田,露苗风影碧芊芊。家家绕屋戴桑柳,处处通渠种芰莲。”明代张履祥《书改田碑后》说:“其荡(塘),上者种鱼,次者菱、芡之属,利犹愈于田。”清代朱彝尊《太守佟公述德诗序》也说:“陆有蚕桑、麻、麦、杭稻之利,水有菱、藕、鱼、蟹之租。“这种水陆复合人工生态系统,堪称生态农业、高效农业和集约农业的典范。

   随着衣桑经济和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物产日益丰富,商业贸易应运而生,茧行、叶行、丝行、米行、丝市、水市(蚕市)、米市、墟市、夜市等,逐渐在吴兴地区形成,据清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记载,明代的菱湖镇“湖丝贸易倍他处”.清康熙年间,”货丝船排比而舶,自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镇人大半衣食于此”当时,吴兴的集市主要依赖水运船载,大多数集镇均由“舟中市”、“水市“发展而来,明代陈忱《南溪秋泛》诗云:”幽禽呜两岸,渔冢日成市。“赵金《过菱湖》诗云:“村孤船作市,地绝水为邻,菱藕官丝足,鱼虾野馔新。”清代厉鹗《菱湖诗》云:“到眼忽成市.千家奁镜开。鱼多论斗卖,菱好及时载。”孙宗承《菱湖纪事》诗云:“蛙赢鱼链水中多,夜市灯光匹练拖,栅口转湾塘路上,岸高原价唤凌波。”这些诗句,无不形像地反映了明清时期菱湖水市、丝市、夜市的兴旺。自明洪武年间(1638-1698)始,吴兴的”辑里湖丝”行销海内外,南浔镇逐渐成为丝业重镇和全国最大的丝市,大小丝行不下500余家。明代韩奕《湖州道中》诗云:”百里溪流见底清,苕花苹叶雨新睛。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塞家水上耕。“清道光《南浔镇志》载:“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长廊在部屋,斥堠据通津。”清曹仁虎《南浔竹枝词》云:“红蚕上徼四眠过,金茧成来欲化蛾。听道今年丝价好,通津桥口贩船多。”由于蚕桑业的经济效益大于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养蚕缫丝成为吴兴的重要产业,为解决桑叶的不足和余缺调剂.又形成了桑市、叶行。清代凌介禧〈蚕事》诗云:“乡间四月尽蚕忙,头叶还开二叶行,最早青桑无定价,主人早晚口雌黄。“清同治《晟舍镇志〉记栽了当时的景象:“帆梢棱织,人集如云,镇街盈路,终日暄哗。”湖州城区和重要乡镇的地名,也真实记录了当年的盛况,如米行街,鱼池街、茧行弄、机坊港,南浔的丝行埭、稻香弄,双林的新绢巷、老绢巷、旧绢巷、绢庄、米行埭、油车弄,菱湖的茧站路、锦绸巷、油车潭等。

 2利运活流。东晋郭璞《江斌》这样描述太湖流域:“舢舻相属,万里连樯、溯洄沿流,或渔或商。“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七载:“浙西苏、湖、常、秀,直至江准诸道,水陆俱通。”太湖流域水运发达,运输成本低廉,商业流通便利,据《宋书孔秀恭传》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潢港圩田兴起不久,太湖流域桃成为财赋之区,“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锦、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湖州的商人还走出湖州,以本地的丝绸产业为依托,参与了上海的开埠和卑刊发展。如朱五楼曾任上海首届钱业公会会长,周佩箴曾任中央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陈果夫曾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刘锦藻发起成立浙江兴业银行、助建沪杭铁路并任浙江铁路公司经理董事兼协理,张增熙创办上海通运公司并在巴黎、伦教、纽约设立分公司,张石铭兴办东海信托公司,顾福昌在上海开设丰盛丝行、收购外滩金利源码头,顾乾麟任上海怡和源打包经理、上海怡和洋行进出口部经理、公和祥码头经理。

    平原水网地区的物流运输,需要各种不同用途的船舶,因而在明清时期,吴兴织里、南浔,菱湖的造船业随之兴起,船厂不计其数,清乾隆《乌程县志》载“小湖、识里业造船。”船的种类有摩船、仙船、兵船、航船、货船、渔船、农船、书船、笔舫、画舫、戏船、龙船、石灰船,黄沙船等。其中的“书船”和”笔舫”,专门用于售书贩笔,是明清时期吴兴织里、晟舍雕版印书业和善琏湖笔制造业盛极一时的产物,书船、笔舫从获塘出发,往东至平望,经京杭运河北上,远达南京、京口(镇江)、杨州等地。

    3汇才聚镇。唐代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载:“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薮具区,其贡橘轴纤缟茶绽,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七所会,物土所产-一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湖州历史上少有战乱,从未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倪思《经组堂杂志》说:"谚云:放你生,放你命,放你湖州作百姓、此唐五代之语,是时天下皆被兵,独湖州获免,至于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席建炎,复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时屋宇。夫为湖之百姓,犹为至幸,况为上大夫乎”。溇港圩田形成后,洪涝灾害得以缓解,其他自然灾害也不严重。自东汉晚期至清朝末年( 200-1900),湖州境内发生的4级以上有感地震仅l4次,据清同冶《长兴县志》卷九记戴,其中最大一次,为西晋太康九年( 288)正月长兴境内发生的5级地震,明正德五年(1510)和正德七年(1512)先后两次发生地震,而且震中位于湖州,但震级也只有4 至4.5级。“物阜民康“的湖州,生活稳定安逸,吸引了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来湖安家置业。苏东坡《墨妙亭记》说:”汉唐以来,褂冠之胜,敌天下三分之一。“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卷二十记载:”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异常。“”平江、常、润、湖、航、明、越.号为士大夫渊竣,天下贤俊多避于此。”北宋人中祥符九年(1016)时,流寓湖州的客户有18040户。至南宋淳熙九年(1182)时,寓居湖州的客户上升到3万多户。据北宋《元丰九城志》、南宋嘉泰《吴兴志》和清乾隆《湖州府志》记载,宋时湖州仅有6个镇,到明万历年间,增至19镇2市,到清乾隆年间,又增至22镇3市。

    吴兴水乡古镇的兴起,大致上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以以水兴市,聚商成镇。唐宋以前,市和镇严格区别。“市”专指从事商业贸易的场所.“镇”则指屯兵之地。五代吴越时期,太湖流域“屯兵”、“屯田”,设镇戍守,北宋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蒲镇。据嘉秦〈吴兴志市镇〉记载,当时保留的镇“所以存者,特曰临镇,主烟火兼征商”,显而易见,镇的功能,已由原来的军事戍守蜕变为商业聚落,如乌程县的乌墩镇(即鸟程),长兴县的泗安镇,安吉的梅溪镇等。清代钱大昕《徐昌期墓志铭》说:“东南之俗,称乡之大者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曰行。”湖州的南浔、双林、菱湖、练市、埭溪,在历史上均是商业重地。在西晋以前,南浔只是~个村落,获塘修筑后,因“耕桑之富“和”行商坐贾之所萃“,逐渐发展为江南名镇。双林镇的形成也得益商贸,宋代聚商于东林,又名商林,至明代,商贸中心移至西林,遂合东林,西林之名,故称双林。据清光绪《鸟程县志》记载,清代织里镇内曾有织里市、晟舍市,旧馆市、骥村市、轧村市、园通市、陈漤市等,而且均位于横塘纵偻运河水系的要道旁,由最初的”水市“逐步发展为集镇。其二是因特色产业而兴。南浔、双林、菱湖、乌镇,织里、晟舍、练市等镇,无不与种桑、养蚕、缫丝、丝绸、染织等产业相关,依赖于“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因而这些集镇除了蚕桑、丝绸贸易外,还有发达的鱼市、米市等,织里、晟舍则因明清时期兴起的雕版印刷业而著名,清代俞樾《书丁竹舟武林藏书录后》诗云:”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被贩图史。”而善琏则因湖笔制造业而兴起,至今仍号称“中国笔都”。其三是因安家置业的望族而兴,如练市有芽氏,织里有凌氏、闵氏,环渚汇沮有潘氏、竹墩有沈氏,南浔有张氏、刘氏、蒋氏。

  4润文丽景。横塘纵凄和漤港圩旧,在太湖流域南岸形成了独特的水乡景砚,南宋杨万里〈圩田〉诗云:“周遭圩岸缭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成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从空中俯瞰,横塘纵潢编织为经纬分明的图案.而潢港玎田则犹如翡翠镶嵌其间。从历史的角度看,横塘纵漤和搂港圩田是业已消逝的“塘浦圩田”的遗存和缩影,也是太湖流域“昊越文化”的反映。从美学的角度看,横塘纵漤和潞港玎田又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人造景观,也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见证了太湖流域从洳妣之地填变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财赋之区”的历史。这种有机进化的景观,产生于最初的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开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相适应.是可持续的发展形式,是传统生活的物证,而且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的完整性和原直性,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发挥积极意义。

   港圩田创造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和“青瓦、粉墙”的特定景观,港、集市、水闸、石桥、古寺.亭阁、水车,埠头、驳岸形成的地域文化构成中,在工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只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清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十三载“湖滨渎古制,除通行船只诸巨口外,每设蚪闸。”清代闵文山《重建双甲桥记》说:”蒋之为”,“每岁桃花夏黄水发,澎湃堰驶,贯桥而下,如注也”。由闸、石桥、驳岸、埠头组成的建筑群,不仅能改善水利条件,满足港圩田蓄、引、排、泄、降的要求,而且在太湖流域造就了独特的塘风光带,浩淼太湖的七十二峰、渔灯帆影,汀洲芦滩与获塘船浆、河堤春柳、盘珠秋月、前浩迷舟变相辉映,融为一体。据1990年统计,湖州市的桥梁总数为8200余座,桥梁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43座。北宋梅尧臣《墩上怀》诗云:“临水竹楼通市陌,跨桥西屋接川湄。”湖州民谚蜕:“一字桥、二里桥、三墩桥、四仙桥、五马桥,陆市桥、七洞桥、八鸣桥、九九桥,拾石桥、百步桥、千秋桥、万年桥。”直至今日,湖州城区的潮音桥、仪凤桥、骆驼桥、大通桥、濡公桥,织里镇的龙门桥、项王桥、元通、张官桥,双林的万元、化成、万魁、大虹桥、小虹桥,南浔的通津桥、广惠桥.洪济桥、垂虹桥、明月桥、兴福桥等古桥,依然屹立于溇塘之畔,呼应吴兴的沧桑变迁,成为古老历史的回响。

  历史上的吴兴,不仅是水运发达、物产丰饶的“财赋之区”,而且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文物之邦”,历代文人学者著书立说,兴教办学,名人辈出。如南浔有“九星三阁老,十里两尚书”,晟舍有“一朝五尚书”,环渚汇沮有“一门皆鸿儒,一人三尚书”。又如织里镇.自元代至清代,涌现了严震直、闵玮、凌漾初、凌介禧.严可均、吴云、徐有珂等179位文化名人,著述200余部,其中.《拍案惊奇》的作者凌蒙初,是文人创作白话小说的代表,也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溇港圩田衍生的文化,离不开吴兴丰富的水资源,无论是丝绸文化、稻作文化、渔文化.还是桥文化、园林文化、无不因水而活,依水而兴,傍水而名。明代《沈氏农书》说:“池畜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潢港圩田系统形成的人工生态,通过食物链和生态链的转化,依靠河网水体的自我修复、自我循环、自我净化功能,起到了保护水质的作用。梅尧臣诗云:“春来清可鉴殒眉。”元代赵孟锋诗云:“泓亭百折净无泥.”明代韩奕诗云:“百里溪流见底清,”“山水清远”不仅是溇港圩田的生态特征,而且是吴兴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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