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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八十二)  

2017-02-25 07:01:06|  分类: 走近钱学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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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之中倒了钱伟长

1957年,令钱学森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好友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分子”!

钱伟长乃“三钱”之一。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博士学位。当年转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麾下,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与钱学森一起工作达4年之久。钱伟长在1946年5月回国。

当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之后,他与钱伟长共同创建中国

[1]钱学森致徐璋本,1988年1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2]钱学森致徐璋本,1988年1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3]引者注:钱学森抄录时漏了“风”字。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为所长,钱伟长为副所长,他们又在一起愉快地共事。不过,钱伟长当时兼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主要工作在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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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分子”,起因在于所谓“1·7谈话”。那是钱伟长就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接受记者采访,谈话内容发表在1957年1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

钱伟长“1·7谈话”的核心,就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在中国推行的苏联教育模式提出质疑。钱伟长以为,中国自从推行苏联教育模式以来,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即课程门数花样繁多、课程内容繁琐、学制一再延长、专业划分过细。钱伟长认为:“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如果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

钱伟长是勇敢的。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日子里,能够如此公开抨击苏联教育模式,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钱伟长“1·7谈话”一发表,在中国教育界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很多人赞同钱伟长的见解。然而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政治风向转变了。“反对苏联”成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条政治标准。于是,钱伟长在劫难逃了。

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而言,钱伟长比起朱兆祥、何善、徐璋本来说,名气大得多,因此他成了中国科学界“右派”的代表人物,成了“全国共讨之”的“大右派”。“批判”钱伟长的文章连篇累牍见诸报刊。其中除了“批判”钱伟长对于苏联教育模式的否定之外,还有钱伟长的“反苏”言论:“苏联专家也不是什么都懂。”

“批判”朱兆祥、何善、徐璋本这些“右派分子”的时候,钱学森可以不表态,或者只在本研究所的“批判”会上敷衍几句。但是“批判”钱伟长的大会接二连三地开,作为中国科学界头面人物的钱学森,就无法敷衍了事了。

其实,钱伟长的谈话跟1956年4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做的访问苏联观感报告有着同工异曲之妙。钱学森早就不满于苏联、不满于苏联专家。钱学森刚回国,在哈尔滨看到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就对朱兆祥说,中国干吗要请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尽管钱学森批评苏联、批评苏联专家的话,有的比钱伟长还尖锐,但是钱学森的讲话只在内部小范围,不像钱伟长那样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有人揭发,钱学森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还去看望钱伟长!

虽说钱学森的见解与钱伟长“1·7谈话”是一致的,钱学森也有诸多“反苏”言论,要把钱学森打成“右派分子”,易如反掌。不过,钱学森毕竟是作为从美国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宣传,而且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见,何况钱学森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制工作正是中国国防科技的重点项目,所以钱学森属于“保护对象”“重点统战对象”,“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再大,也不会把钱学森圈进“右册”。

尽管钱学森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保护”,但是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一流科学家,必须“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因为开展“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号召,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在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作家巴金、老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都不得不响应号召,出席各种各样“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表拥护“反右派斗争”的文章。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出席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别人都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批判右派分子”,你钱学森能保持沉默?

钱学森在重重压力之下,不能不对“反右派斗争”表示拥护。

195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报道《钱学森痛斥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指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今天(6月21日——编者)的一次科学工作者的集会上,痛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钱学森说,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却要受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在那里也受歧视。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钱学森说,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存在过一些缺点和错误,共产党提出整风也正是因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究竟是成绩多,还是缺点错误多?当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成就是最主要的。比如肃反问题,虽然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不肃反行不行?如果不肃清反革命分子,我想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能在这里坐得这样安稳。

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文章《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

为什么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呢?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说是“利令智昏”。那么是什么“利”有这样的力量呢?这他们自己也已经招供出来了,是夺取党的领导权。做了中央的部长还不能满足,做了副部长、副校长更不能满足,一定要争取副总理以至总理、主席。他们都说他们是“有职无权”,“不能当家做主”,“大材小用”了。他们自以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被人民和党赏识,因此,他们要反党、反人民,想骑到人民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些右派分子的病根子自然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右派分子的言论看来,他们也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这种看法。虽然我们应该把右派分子和广大知识分子分清,决不能同等看待,可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倒也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非右派分子所专有。在这一点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除了泛泛地表示支持“反右派斗争”之外,摆在钱学森面前的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那就是必须对好友钱伟长的“右派”言论予以批驳。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共党组积极动员钱学森“批判”钱伟长。须知,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力学会理事长,钱伟长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钱学森无法对钱伟长的“问题”置之度外。钱学森唯一的选择,那就是不能不随大流,也对钱伟长进行违心的“批判”。

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

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16年,他原本与钱伟长一样非常赞赏这所学校的教育体制。但是面对“反右派斗争”的严峻局面,钱学森只好言不由衷地说了这番话,总算“过关”了。

经过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大会批,小会斗,钱伟长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三钱”之中倒了“一钱”。

清华大学原本安排钱伟长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毛泽东知道之后说道:“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这么一来,钱伟长被留在清华大学里,但是不再是副校长,而且剥夺了他上讲坛的权利。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到1966年的9年间,钱伟长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

“文革”中,从1968年起,钱伟长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

1972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周恩来亲自点名让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钱伟长参加。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钱伟长出国后不逃走。周恩来坚持让钱伟长参加,叫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方知钱伟长还在首都特钢厂劳动。钱伟长匆匆得以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

1975年,钱伟长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笔者在采访金银和女士时,她拿出中国力学会大事记,翻到1976年2月那一页,上面记载:“中国力学会党组成员钱学森、周培源、沈元、张维、李树诚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聚会,决议:……纠正‘反右派斗争’造成的错误,立即恢复钱伟长副理事长职务。”

于是,1976年2月,中国力学会党组作出恢复钱伟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的决定。

在中国力学会的大事记里还记载:“1976年2月,钱学森与李树诚亲莅钱伟长住所拜望,道歉致意。”

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1980年,钱伟长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至1987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1994年,钱伟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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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7月30日上午6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与钱学森一样,享年98岁。

常常有人误把钱伟长列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其实,“三钱”之中钱学森与钱三强是“两弹一星”元勋,而钱伟长并不是。这是因为在“两弹一星”拉开研制大幕时,原本应当进入研制科学家行列的钱伟长头上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只有接受“思想改造”的份儿,怎能与“两弹一星”沾边呢?对于钱伟长而言,非不能也,是不许也。与徐璋本一样,钱伟长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被“错划右派”这一“错”消耗殆尽!等到盼来“改正”日,已是白发苍苍时。虽说钱伟长、徐璋本与钱学森一样都是在加拿大或者美国戴上博士帽,1957年的风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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