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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八十一)  

2017-02-24 06:12:01|  分类: 走近钱学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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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震撼弹”

春天的小草在发芽,

阳光伴着小草一点点长大。

我把阳光攥在手里,

想和他说说心里话:

   谁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家乡又在哪?

阳光他调皮地看着我,

就是不回答。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这首生动活泼的橡皮虫儿歌《这是为什么》,是那么的欢快。然而,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也叫《这是为什么?》,那文字却是那么的咄咄逼人:

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

《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块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一场名叫“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暴风骤雨一般席卷着中国大地。

在美国生活了20年,回国才1年多的钱学森,从来没有领教过中国政治运动的滋味。20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盛产”政治运动,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诚如钱学森在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中所说:“我们的党提出了整风的号召,整风运动开始后,跟着就是反右派,搞干部下放,然后是查五气、反浪费、反保守……”那时候,钱学森回国才两年多,就要经受“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干部下放”“查五气”“反浪费”“反保守”这么多政治运动。

对于钱学森来说,头一回接受“阶级斗争”风雨的洗礼。什么“大鸣大放”,什么“大字报”,什么“批判会”,什么“斗争会”……钱学森从来没有见过。那时候的中国,由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很多人成了“老运动员”。可是对于钱学森来说,却是平生第一次经受中国政治运动的洗礼。

报纸上铺天盖地般登满“大批判”文章,指责章伯钧、罗隆基是“大右派”,“章罗联盟”是“右派分子”的核心,还指责储安平是“最反动”的“右派分子”……

笔者在采访当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的罗涵先先生时,对于他当年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表示惊讶,因为他当时还身兼罗隆基秘书,而罗隆基是中国第二号“大右派”。罗涵先笑着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大鸣大放”中非常积极,每次“鸣放”会上都有许多人排队争着发言。每当轮到罗涵先要发言时,别人就说,你是中央秘书长,发言的机会有的是,就“让”一下吧。罗涵先就这样一让再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所以罗涵先在“大鸣大放”期间没有“鸣放”,也就没有“右派言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1]不过,从罗涵先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当年“大鸣大放”的盛况。

钱学森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没有什么交往,读着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文章,还有点隔岸观火的感觉。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和深入,中国科学界也“揪”出众多的右派,就连钱学森担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也“揪”出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钱学森所熟悉的朋友,一个个“中弹”,如同一颗颗炸弹在他的脚边爆炸,剧烈地震撼着钱学森。

第一个震撼弹,就是朱兆祥被打倒了!

朱兆祥是钱学森最熟悉不过的了。钱学森一跨过深圳的罗湖桥,代表中国科学院前来欢迎他的就是朱兆祥。在钱学森回国之初,朱兆祥每天都陪伴着钱学森,陪着钱学森到广州、到上海、到北京、到东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初建的日子里,朱兆祥作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给予钱学森许多帮助。在钱学森的眼里,朱兆祥是党的代表,向来对他非常尊敬。

确实,在科学界,朱兆祥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他早在1940年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朱兆祥竟然“中弹”,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

从此,朱兆祥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消失了。后来被“流放”到合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做砖头!

第二枚震撼弹,那就是钱学森的助手被“划右”!

钱学森的助手、《工程控制论》中译本的译者之一何善,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团支部书记,原本准备送他到苏联留学,不料也因发表了直率之言,被划入另册。

何善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青年,深受钱学森看重。何善

[1]2010年5月12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罗隆基秘书、民盟中央副主席,88岁的罗涵先。

通晓德语、英语、法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人称“八国联军”。何善当时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10多年之后仍被设在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所赞赏,聘请何善为该中心委员。

何善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再也无法去苏联留学。他也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消失了,被送往河北西柏坡劳动改造。

第三枚震撼弹,也在钱学森身边爆炸!

令钱学森大为吃惊的是,他的同学徐璋本也在“反右派斗争”的枪林弹雨中倒下。

徐璋本与钱学森同龄,都生于1911年。他俩都在交通大学读书,同赴美国留学。193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40年徐璋本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钱学森研究的是导弹,而徐璋本研究的是反导弹,人称是“珠联璧合的一对”。钱学森和徐璋本私交甚厚。徐璋本在1949年回国,曾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职。1955年院系调整之后,徐璋本调往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徐璋本的“鸣放”言论非常尖锐。据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徐璋本“以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就在徐璋本发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的讲话之后十多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很多“右派分子”纷纷唱起“是我错”,而受美国民主政治影响颇深的徐璋本却逆势而上,在7月8日居然提出要组建“劳动党”,还提出完整的政治理论纲领,并正式开始组党,向政府要求登记这一政党。

1957年8月19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刊登报道说:“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留美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并公然向学生煽动,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狂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

徐璋本教授在“大鸣大放”中以为真的“言者无罪”,坦率说出所思所想,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甚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判刑15年。

据徐璋本的家人介绍,出于彼此之间的深厚同窗之谊,1957年钱学森曾在一天晚上来到徐家,告诉徐璋本,要出大事了,赶快承认错误,以免遭到更大的麻烦。

在徐璋本被捕后,徐家陷入困境,钱学森曾经给过徐家一些资助。笔者在《钱学森书信》第一卷里读到钱学森在1958年初致徐璋本夫人王锡琼(当时徐璋本已经被捕)的一封颇长的信。信中说:“去年除夕(引者注:指1957年12月31日)托郑哲敏同志送上40元,想已收到。”信中说这40元“作为1月份的钱”,“在这个月底,我愿意帮助您30元作为2月份的钱;在2月底,我愿意帮助您20元作为3月份的钱”。钱学森在信中提出,希望徐璋本夫人向工会请求帮助,以解决因徐璋本被捕而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

应当说,当时徐璋本不仅是“右派分子”,而且是已经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钱学森仍然能够对徐璋本家属给予帮助,是难能可贵的。当时钱学森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深知给徐璋本夫人写信可能会遇到麻烦,特地请秘书张可文抄了一份留底。后来这一问题果然被视为钱学森没有跟徐璋本“划清界限”,成为钱学森1958年入党时必须检查的“立场问题”。

徐璋本在服刑期间,钱学森还去探视过这位老同学。

粉碎“四人帮”之后,钱学森给主管科技的国务院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确信老同学徐璋本没有历史问题,只是思想有些偏激。

不久,徐璋本在度过漫漫20年囚徒生活之后,终于得以“平反”而返回清华大学。他痛惜20年光阴付诸流水,拼命工作,欲夺诺贝尔奖,夜夜工作至凌晨二三时。

1988年元旦,徐璋本给钱学森寄去贺年片,钱学森于1988年1月4日给“璋本学兄”亲笔复信。徐璋本在贺年片上写着“我们友谊”“随岁月而茁壮”,而钱学森在回信中也感叹:“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中间多少事呵!”

不过,两位60多年的老同学,却对那张贺年片上的画,产生不同的看法。

贺年片通常色彩鲜艳,充满喜庆气氛。那张贺年片上的画,却是“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1]。徐璋本选择了这样的贺年片寄给钱学森,是因为他的人生如同“雪地上蒺藜”,20年的牢狱之灾使他如同生活在寒冬之中。

钱学森也意识到徐璋本的贺年片别有一番含意。他不便批评老同学,而是批评起画家:“难道创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万家墨面没蒿莱’了吗?这是我国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的表现……”[2]

钱学森在复函中抄了赵朴初的元旦献词《调寄驻云飞》给徐璋本:

喜报春回,十三大先开岭上梅。

开放风[3]云会,改革洪波沸。

飞!神龙起迅雷。澄清积

万里长空,四海光明被。

十亿同心振国威。

从对待一张小小的贺年片的不同看法,折射出两位老同学的不同心境。受尽屈辱的徐璋本和意气风发的钱学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这一年,徐璋本终因过度劳累而含恨离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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