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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七十九)  

2017-02-22 06:34:31|  分类: 走近钱学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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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导弹成了中国的过继儿子

1957年12月24日,苏制P-2型导弹运抵长辛店,同期到达的还有以布里奥·波列任斯基中校为首的苏军火箭营官兵102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营房,举行了欢迎仪式。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和钱学森出席了仪式,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说了一句深刻的话:“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钱学森则对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批学员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是苏军战斗序列中退役的装备,所以叫作“教学导弹”,是供教学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

炮兵教导大队经过一夜奋战,在25日晨把P-2型导弹全套技术装备卸装入库。

在苏军火箭营官兵的帮助下,炮兵教导大队开始组装P-2型导弹。苏制P-2型导弹弹长17.68米,直径1.652米。炮兵教导大队官兵很快就发现,把导弹竖起来之后,目标就暴露了。学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无法遮住导弹。于是,官兵们就在导弹四周搭起一个高高的席棚,把导弹围了起来。

P-2型导弹起飞重量20.5吨,射程600千米。全弹由头部、稳定裙、酒精贮箱、液氧贮箱、中段壳体、仪器舱、尾段和发动机等几大部分组成,尾部装有4个梯形尾翼。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弹头采用常规装药。

就连任新民都没有看见过导弹,更不用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那些科技人员——其中的例外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差一点被德国导弹炸死的黄纬禄。任新民回忆说,当时见过导弹的,只有钱学森和黄纬禄。[1]大家兴奋地在席棚里参观这个来自苏联的“过继儿子”。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们听说这枚导弹的最大射程为600千米,都非常惊讶:这么大这么重的家伙,能够“飞”起来命中600千米处的目标?

黄纬禄说,解剖P-2型导弹的过程中,不时地牵起他对伦敦博物馆V-2火箭实体的回忆。那虽是不到两小时的参观,却留下了大致的印象,跟眼前P-2导弹比照,他感觉构造大同小异,没特别之处。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导弹训练班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钱学森说,对火箭导弹武器装备来说,我们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是刚刚起步,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启蒙老师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

导弹训练班采取严格的保密制度。学员听课时,笔记一律记在保密本上,下课、吃饭时交到保密室保管。外出时不许带听课笔记。

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3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第二期、第三期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导弹训练班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建立中国的导弹部队打下扎实的基础。

1958年3月15日,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陈锡联上将、杨成武上将前来炮兵教导大队参观导弹,钱学森陪同并作了讲解。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经历过无数战斗的将帅,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导弹。他们鼓励钱学森,尽快把中国的导弹造出来!

[1]2010年5月20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2410室采访95岁的任新民院士。

   有了导弹,还要建设导弹靶场。在苏制导弹运抵中国的同时,1957年8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

1957年9月25日,按照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并授予“0029部队”代号。

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在1957年派遣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前来中国,帮助选择并修建导弹试验靶场。导弹飞越的距离大,必须选择开阔而又人烟稀少的地方。

1958年初,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苏联盖杜柯夫少将等人组成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乘坐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又从上海飞到青岛一带的海滩,再到大西南崇山峻岭。最后,苏联专家选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而且人口不多。苏联专家盖杜柯夫说:“我看这里就很好,也便于保密。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也是建在这种地方的。”

当时参加勘察的孙继先中将表示不同意,认为这里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将会增加人力、物力消耗。再说这里离边境太近,靶场地形开阔,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到达这里用不了两小时。如果选择在银川一带建立靶场,那里有山有滩,附近就是黄河,建设成本比较小。

苏联专家反对在银川建场,认为那一带地质条件不好,区域也不够宽阔等。

中央军委开会反复比较额济纳方案和银川方案,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

1958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完勘察选场报告后,批示交中央书记处处理。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审核后,最后确定以西北部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陆上靶场的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以孙继先中将、栗在山少将为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

经过中央军委同意,开始在那里建设导弹试验靶场。

由于额济纳地区邻近甘肃酒泉附近,所以后来被人们称为“酒泉基地”——其实,如今的酒泉航天城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

“酒泉基地”的代号为“20基地”。

这里原本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荒芜绝人烟,风吹石头跑”。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秘密回国,10万将士在陈士榘上将指挥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60年8月在额济纳地区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导弹试验靶场,并通了火车,建成后移交二十兵团使用,所以从此代号叫“20基地”。另外,还建设了鼎新军用机场(空军清水14号)。鼎新军用机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以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南75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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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酒泉基地只是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后来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那里发射,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配套设施的鼎新军用机场经过多次扩建,成为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

另外,中国还逐步建设起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五试验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第六试验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第七试验部)等发射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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