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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走近周恩来(五)  

2017-01-25 07:15:54|  分类: 走进周恩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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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最缺的是什么?为何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 (4)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的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和惶恐,战士曹鸿都顺着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湫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有作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查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赶赴出事地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湫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未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飞行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飞行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的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到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慧,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做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五个大坏蛋跟他换两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两个月后竟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亘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引擎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一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之物,睁眼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国兵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里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里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国兵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里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四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好,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国兵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国兵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的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轻松而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里咕噜,还不时指点着我们这些乘客做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恩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做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引擎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声似的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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