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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十)  

2016-12-14 06:30:18|  分类: 走近钱学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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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还发现,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1950年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联邦调查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远在万里之外的上海,父亲钱均夫得知钱学森在美国遭到无端迫害,无一日不牵挂着远方的儿子。

走近钱学森(十) - 红火 - 网络新生活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 
  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用不着美国“驱逐”。然而,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还是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那句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没有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依然处于无限期的软禁之中。导师冯·卡门最能深刻理解钱学森的性格和为人,他曾经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中写道: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①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为了便于一旦美国允许自己离境回国,就能马上动身,钱学森没有固定住所。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就走。 
 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夫妇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他,使他在困境中得到宽慰。钱学森曾经回忆说:

1953年冬,他(引者注:指郭永怀)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已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2]

据李佩回忆,当时她看到钱学森家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还有3只手提箱。[3]钱学森说,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国,他和蒋英拎起这3只手

[1]即杜布里奇。

[2]钱学森:《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郭永怀文集》,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2010年5月15日上午叶永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采访郭永怀先生91岁的夫人李佩。

提箱随时可以马上动身。

蒋英告诉李佩,钱学森被捕的那些日子里,幸亏有郑哲敏帮忙。当蒋英去拘留所看望钱学森,郑哲敏就过来照料两个孩子。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仍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一直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否定。双方对峙着,僵持着。 
  有一回,检察官突然掉换了一个角度,问钱学森道:“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 
  检察官又问:“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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